文科生造孽耶

　　央行四博士鼓捣出一份报告，提出多条颇有创意的观点，其中之一是东南亚中等收入陷阱与文科生的关系。言下之意很清楚，文科生都是干饭人，中国不需要那么多文科生。

　　一些文科学者生和媒体（媒体人大都也是文科生）跳出来反驳。或流于情绪，或狭隘偏执，或不明所以，大都甚是无力。

　　并不复杂，只需厘清三个问题：

　　1）东南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与文科生太多是否构成因果关系？

　　2）中国文科生是不是太多？

　　3）文科生为什么背锅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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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先说第一个问题。

　　“中等收入陷阱”这个概念源于2007年，世界银行在其关于东亚经济的主题报告中，具有针对性地首次提出（印德尔米特·吉尔、霍米·卡拉斯，2008）。

　　由于中国经济的两个标志性的发展阶段变化，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成为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讨论的热点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长期研究人口与经济，写有大量涉及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，颇有见地。

　　据他研究，“中国面对的特殊挑战，一般意义上说，是社会流动受到现行体制格局的阻碍，更具体来说，是劳动力更充分流动和融合受到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羁绊。”

　　东南亚国家为何掉入中等收入陷阱，国外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也很多，但归咎于文科生，倒是头一遭。

　　至少目前的定量研究不足以支撑二者之间的必然关联，更多是感性抒怀而已。

　　当然，道理越辩越明，这个课题需要大量的数据样本以及长期跟踪观察，一时口舌之争毫无意义，还是留给学界有心之人吧。

　　至于央行四博士，不如回归正业，老老实实研究到底有多少“经营贷”流入楼市，这才是利国利民的要紧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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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个问题，中国文科生多吗？

　　据统计，2020年高考，大多数地区文理科考生人数比例接近1:1，但文理科录取人数比例却接近1:3。比如人口大省河南，文理生报考比例为8：11，录取比例则是3：7。

　　就这录取比例不高吧，总得给文学青年和数理低能者们一条活路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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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文科生背锅？

　　因为太弱。

　　为什么太弱？

　　说来话长。

　　那就先从文理分科说起吧。

　　追根溯源，文理之争可以把账算在康有为的头上。

　　1898年，康有为在《请开学校折》中建议清政府设立学部，统一管理全国教育。

　　1905年 12月6日，清政府决定设立学部。学部成立后，各省改“学政”为“提学使司”，府、州、县设立“劝学所”，以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关。

　　学部的设立，标志我国历史上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结束和近代教育的开始。也标志着我国文理科百年分与合的开始。

　　文理分科的前提是中国引入西方三段制学校制度，“中学” 正式成为学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了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中学堂学制五年。

　　5年后，1909年，学部奏请实施中学“文实分科”。亦即后来的文理分科。

　　为什么要 “文实分科”，学部在奏折中陈述的理由为：就学生毕业所升入的高一级学堂而言，本有文实之别；就学生本身而言，有志趣、个性的差异；就制度来源而言，文实分科有本国传统和他国制度为依据，即“远稽湖学良规，近采德国成法”。

　　听起来很有道理。

　　当时学部尚书是张之洞，可惜他已经风烛残年。一年后就驾鹤西去。故而，清末“文实分科”并未真正实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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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将清朝的“学部”改名为“教育部”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对教育制度进行革新。

　　蔡公是一个大牛人。前阵子的热播剧《觉醒时代》对此有精彩展现，值得反复刷，比腻腻歪歪的《山河令》好看。（此处接受反驳，但我不听）

　　言归正传。1912年公布的《中学校令》和《中学校令施行规则》规定中学学制为四年，课程的设置上取消了“文实分科”。

　　然而，仅仅过了3年，1915年颁布的《特定教育纲要》称：“现行中学校制，各科并重……而于造就社会中坚之人物与高等教育之预备，均有不能独到之处”，因而要求“中学校分为文科、实科，以期专精深造”。

　　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相当激烈的批评。

　　1922年出台的“新学制”。中学由四年改为六年，初、高中各三年。根据次年颁布的课程标准，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和职业科，普通科以升学为主要目的，又分为两组：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，相当于以前的文科；第二组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，相当于以前的实科。

　　10年后，1933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“确立教育目标改革制度案”中，明确规定“高中不分文理科，现有之工农商等高中，均应改为职业学校”。

　　7年后，政策又变了。1940年国民政府修订课程规定，高中自第二学年分甲、乙两组，分别侧重理、文教育。

　　8年后，政策再变。1948年国民政府又规定取消分科。

　　据上可知，民国时代，文理是否分科，政策反复摇摆，变换竟达5次，少则3年，多则8年。

　　乍看起来，还真是同情民国时代的莘莘学子。饶是如此，民国时代的教育依旧群星璀璨。

　　中央研究院于1948年3月选举确定了81名首届院士。其中人文组院士28人，数理组院士28人，生物组院士25人。

　　院士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平，文科占三分之一强，令人惊叹。

　　侧面说明，无论文理是否分科，并不影响成材率。文科生也可以成为国之栋梁。

　　显然，板子不能打在分科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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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49年后，尽管教育部没从国家政策层面要求文理分科，但是一根神奇的“指挥棒”出现了。

　　对，它就是高考。

　　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开始采用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，即为高考。

　　1954年，高考分文、理两大类设置考试科目；1956年分为三大类：理工类，农、林、医科和体育类，文、史、政治和财经类；1964年分为文科、理工农医两大类。

　　为应对高考，高中阶段很自然地实行文理分科教学。

　　只是很遗憾，高校里的文科正被摁在地上摩擦。盖因中国教育全盘照搬苏联模式。

　　欧美奉行通才教育，以获得知识为目的。苏联奉行专才教育，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，为国家建设服务。

　　在苏联，国家对教育实行全面把控，学科是否存在取决于与经济建设相关的程度。比如，莫斯科大学，工科有200多个专业，农科有90多个专业，哲学只有2个专业，经济学有3个专业。

　　1949年12月，《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》出台，"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，有步骤、有计划培养新国家的建设干部。" 随即，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》出台，学校制度、教学大纲全部照搬苏联。

　　这两份文件的出台，拉开了中国用苏联模式对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造的序幕。

　　这还不够。一批苏联人来到中国，亲自操刀高教改革。据统计，从1949年到1959年，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。

　　特别是，1950年初，教育部聘请的苏联总顾问阿尔辛杰夫到任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规划者，他认为中国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阴谋。

　　1952 年至1953年，为"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、发展专门学院、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"，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。

　　工科大学爆炸性增长，综合性大学被拆分，文科大批量消失。

　　截至1953 年底，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共有182 所，其中工业学校从18 所增至38 所。综合大学从55 所骤减至14 所。

　　1956年5月，教育部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》，"苏联模式"的高等教育制度以法令形式被确立，在招生配额、学科设置、科研经费分配等方面继续强化重文轻理及重实轻学的导向。

　　以学科设置为例，1953年，中国高校设置专业215种，其中工科102种、理科16种，文科19种。到1957年，专业种类扩大到293种，其中工科194种、理科21种，文科减至15种。

　　十年特殊时期略去不谈。

　　待改革开放，重理轻文的趋势愈演愈烈。

　　1980年，中国大学文科生占在校生总数的8.9％，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的统计，在全世界1000万人口以上的50个国家中，中国较比例最低的国家还低10％。

　　以至于1983年8月教育部在《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》中特别提出“要注意克服轻视文科的倾向。重视和加强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音乐和美术等科教学，课时必须保证。不要搞高考考什么就只开设什么课程的所谓‘文理分科’”。

　　但无济于事。1980年代，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口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。几十年强力造就的人才观不是几份文件就能改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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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科如此不受待见，那为何外界觉得文科生多如牛毛呢？

　　1990年，国家启动“211”工程，意欲划拨130亿重点建设100多所高校。彼时，国家和地方财政都不宽裕，有这么一大笔钱，大学都忙不迭争取。

　　谁能入选？综合性大学概率最高。

　　什么是综合性大学？官方没有确切的定义，但有个硬指标，需要有效覆盖6个及6个以上学科门类。昔日人见人厌的文科陡然成了“香饽饽”。

　　于是乎，中国高教最神奇的一幕的出现了。

　　一方面，中国大学开始了一轮合并狂潮，比如武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四川大学等，一口气吞了若干所兄弟院校，顿成巨无霸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理工大学通过自体繁殖，强拆出文科专业，火线招生。比如，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系前身就是政治理论教研室、马列教研室和社科部。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马列教研室、社科部分拆出法学、文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。

　　通过“大跃进”，高校升级了，却催生了大批low到极点的文科专业。

　　伴随中国加入世贸，公共管理、国际贸易、人力资源管理、市场营销等学科更是泛滥成灾。仔细翻看这些学科的课程设置，都是大杂烩，啥都学，又啥都没学。

　　不过与新闻类专业相比，它们都是小儿科。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》显示，2015年，全国有681所大学开设了新闻与传播类专业，约占高校总数的1/3；进入2019年，创办新闻与传播类专业的本科高校达721所。

　　传统媒体在没落，新闻院系还在扩张，真是耸人听闻。

　　就这样，大学“跑马圈地”20年后，文科专业终于在中国蔚为大观。看似花团锦簇，实则败絮其中。

　　毁掉一个文科专业很容易，但真要恢复重建谈何容易。正如费孝通所说，一门学科固然可以挥之即去，但不能招之即来。

　　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泰斗。曾经，社会学是中国能够与西方学术界一较高低的学科之一。在1949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评选中，有两名社会学家当选（陈达和陶孟和）。但在1953年的院系调整中，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消失了。

　　如此种种，各种急功近利心态下培育的文科生岂不弱鸡？

　　半个多世纪前，文科生被当作帝国主义的共谋者。现如今，文科生又被当作国家发展不力的背锅侠。

　　何其造孽耶！

参考资料： 1．《文理分科：历史视角下的实践和争议》，中国教育报，马思援 2.《我国文理分科长期存在的原因探析》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“当前我国高校联考制度研究，田建荣、尹达 3.《重理轻文：高等教育“师苏联”的教训》，网易“另一面”，罗雯 4.《大学的终结——1950年代初期的“院系调整”》，中国改革，李刚 5.《我们为什么要办综合性大学——兼论重点理工大学文科发展战略》，高等教育研究，别敦荣、徐警武 6.《略谈中国的社会学》，社会学研究，费孝通

原标题：文科生造孽耶